本文节选自：《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作者：[美]凯博文
译者：郭金华
文化是如何与情感、精神疾病，以及人类苦痛相互关联起来的？中国的苦痛如何被大众和健康工作者赋予意涵的？作为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博文在多层面上探讨了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通过在湖南的所见所闻，了解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个体的活生生的生活经历，呈现了苦痛在中国社会的根源，为读者理解中国人在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上的体验开启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原文摘录
有时，宏观的社会根源因素对地方场景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在其他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就可能是决定性的。地方场景本身就是一个由家庭、社会网络、工作和社区组成的多重等级系统。地方文化系统系统性地把个人（能动性）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生理过程与社会关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协调着社会一生理过程的象征性媒介（辩证关系）就是文化含义，文化含义把情感与认知，自我与身体概念与宏系统中的民俗认识论的、道德的、*治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地方系统中的这种系统性的互动可以被看作生产病理的过程、促进健康的过程以及治疗过程；疾病和精神苦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体在地方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特别是关系网络造成的后果。这种影响可能主要集中在生物过程上（背伤、工业原因导致的哮喘、辐射引发的癌症、营养不良造成的荷尔蒙变化），或者在精神过程上（去道德化、愤怒、放弃）。这个循环过程一旦开始，最终都会把身体变化、自我转化以及地方社会都联系到一个社会系统中去。
把抑郁症的内在精神一生物学视为个人易感性（精神性一生理性状态）、导致重大压力的生活事件、应对过程以及影响着风险、压力和资源构成和相互关联的地方权力场景中的社会支持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看似很合理，其实不然。比如，某种因素在一个地方系统中可能是一种支持来源，但在另一个地方系统中就可能是一种压力因素，对于一个地方系统中的某特定网络或者整个系统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地方场景被多数流行病学研究排除在外，但却是人类学分析的中心部分，它们给压力和支持提供了载体和指引，连接着个人与社会结构。在这种表述中，严重的压力因素和不足的支持并不像有关压力的研究中那样是具体化的实体，而是被理解为导致苦痛的地方文化系统中权力的含义、合法性和结构安排之间的系统性的关系网。关于这些互动性（人际间）系统是如何影响疾病的社会生产的应该是人类学的流行病学的中心议题（或者说，抑郁症的社会生产是人类学的精神病学的中心课题）。
但是，我们的病人并不是如此看待抑郁症的，很少人承认这是一种痛苦。即使对那些承认存在痛苦的少数病人来说，根据他们关于自我和身体的躯体一精神性文化观念，抑郁症是疼痛的结果，而非疼痛的原因，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不是社会精神问题。这一躯体化的观念受到许多医疗从业者的影响（躯体化毕竟是一个实际处理过程）。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证明的那样，躯体化是受到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意义网络支持的。这种文化世界观的核心原则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自我的社会中心取向，以及因此赋予情感在互惠行为的社会领域中以一种道德位置。面对在意识形态场景中抑郁具有某种危险的*治意味（不满、异化、隐藏的对立）的现实，对不满的否认当然也是一种中立而安全的做法。我们以前分析过的病痛的文化建构是作为疾病产生的一个补充性过程出现的。
湖南病人样本中的临床抑郁症的社会生产和文化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假设基因易感性、同年和青少年时期如果母亲患抑郁症、家庭情况困难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发展出自尊脆弱或者对自尊持有怀疑的自我概念，贝克的负面认知框架（认为自我对社会是无用的，而社会一般来说是令人失望的）在此得到了强化。但是我们的病人由于他们在地方权力场景中的位置以及这个场景所经历的社会一*治和历史变迁而受到更高风险的威胁。许多病人来自被高度污名化的家庭，带着右派或者地主的黑标签。他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面对着系统化的歧视，被剥夺了各种资源（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获得自己喜欢的工作的机会，人*的机会，参*的机会）。许多人已经把一种遭受破坏的身份和自我认同内在化了，这种身份和自我认同通过大规模国家运动（“反右”、“文革”）得到了强化，这些运动经常性地使用各种技术增强个人的羞耻感和负罪感（自我批评会，家庭批斗会），传统的中国道德观饱受践踏。比如，“臭老九”的子女也学会了批评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批评的原因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是有知识的人和家庭，而知识的价值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曾占据着中心位置，对知识分子家庭来说、知识曾是一个活跃的社会化力量。
更实际的问题是，他们还被遣送到遥远的（贫穷的）乡村去和农民一起生活，在农民的圈子里，他们得到的是敌意和怀疑。这些嗷嗷待哺、空着肚子的下乡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对当地农村经济来说，与其说是帮手，不如说是一种威胁。许多人就这样荒废了年华，没有完成学业。他们与家人分离，相距甚远，无法交流，也缺少资源来继续学业或者维持以前作为城里人的那些兴趣，另一方面，他们通常也无法被贫穷的农村社区完全接纳。他们变得日益不满许多人变得愤世嫉俗，对于意识形态从激进的平等主义的、倾向农村的*策转向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城市中心导向的*策牢骚满腹。当他们最终返回城市的时候（实际上许多人未能返回城里），他们发现自己“迷失”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机会通过高考，因为他们已经落伍了，根本不是新一代学生的对手，后者有全新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背景。他们之中甚至很多人缺少在城里居留的官方凭证，不得不完全依靠家庭养活，或者做些黑市小买卖过活。这就是我们的病人中的一个群体的易感性的发展轨迹。其他人也有着各式各样的但都同样不被接纳的遭遇，对自我的严重威胁和各种严重的损失和伤害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常见的。对于抑郁患者来说，除掉这些社会层面的、危及自我整体性的威胁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一些人经历了同样毁灭性的个人悲剧，导致了人格的重大变化：其中有一些困苦不堪，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让他们愤怒、憎恨，带给他们异化的感觉；其他一些人因为害怕和遭受的伤害退缩进自己孤立的小圈子里，自暴自弃，不再有以前那些期望，也防止自己免受进一步的伤害。而还有一些人则围绕他们所经历的重复的、各种各样的损失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形成了延长的、甚至继续不断的悲怨反应。
面对这些对自尊的攻击，不充分的和无效的资源和应对机制以及无法控制的损失揭露了二些可能是中国特有的苦痛的社会精神性根源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西方和其他非西方社会都是广泛存在的。后者包括严重的家庭关系不睦，在几个案例中，我们都发现既定的与配偶及其父母的相处模式进一步破坏了个体的自信，强化了负面认知框架。其他一些病人与单位上级或者领导的关系充满张力和抵触，致使他们的工作抱负受阻，他们认为自己注定一辈子要从事毫无生趣的苦工，忍受令人痛苦的长期压力。这些高社会风险和个体易感性的情形是由不充分的应对和社会支持资源以及地方权力关系构成的，每种情形最终的发展都是殊途同归，看起来都符合布朗和哈里斯对临床抑郁症的社会生产的描绘。高度下降的自尊、某些特定的损失和其他充满压力的生活事件导致的绝望感，对于易受影响的个体来说，变成了一般化的、弥漫的、遍布生活各个方面的绝望；最后，发展出了抑郁症的精神一生理症状，一生饱受病痛折磨。因此，在我们的多数案例中，抑郁障碍似乎是导致慢性躯体化发展的原因，尽管在许多案例中也存在着焦虑症。要点在于这种病理生理学的起因、形成和后果是一种社会世界和个人、文化价值和生理学之间的辩证法。
中国文化对于疾病生产过程的影响在于制造出了特定的压力因素（自我批评会、被遣送农村，等等），确定某种压力因素是最为严重的（破坏家庭系统，或者破坏中国人的自我的社会中心道德基础的因素），并且把这些压力因素导致的精神一生理反应命名为神经衰弱，强调压力反应的躯体性成分而忽略精神因素的倾向也对之产生了影响。中国文化也影响了过度求医问药的模式，使用特定模式的病痛行为来交流社会和个人的苦痛，以特别方式使用这些习语在高度组织化的家庭和工作系统中增加自己的行为选择。
中国的文化规范在把一个生活事件感知为损失还是威胁（真实的或者象征的）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所以这种感觉既是神经感觉系统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建构。进一步扫描和监控唤起（对损失或威胁的反应）的精神一生理状态应该综合建立在文化规范和含义基础上的结构性规则，它们与个人独特性结合在一起把这种唤起组织成为一种特定形式的不满，更准确地说，现在应该把这个过程看作一个精神一文化过程。损失的象征含义（不仅对于个体来说，而且也对于这个群体的集体代表的一部分来说）会把它的精神一生物学的和社会的建构组织为“压力“、“悲伤“、“抑郁情感”等概念。在含义与生物学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动态辩证法中，社会关系与规范（比如，管理如何应对损失的文化规则）也与精神一生理学（失去了谁；这种损失的本质、性质和程度如何；体验和交流这种损失是在何种背景和关系下发生的；有何种可资利用的支持，人们怎么看待这种支持，如何动员这种支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抑郁症的文化建构（类别化）对它的社会生产（病原学）产生了作用，而后者又引发了前者。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社会一躯体系统，神经内分泌失调可以被视为破裂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被接受的个人含义也可以被看作既是导致同时也是表现大脑神经传输器功能失调的情况的因素。这个系统应该成为研究如何预防和治疗苦痛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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